第一百四十二章 晚安，云起（2 / 2）

七月三十日

阿尔贝特回来了，我要走了。倘使他是最好的最高尚的人，倘使我在各方面都比不上他，那么，看着他具有如此完美的品格，我怎么受得了啊——具有完美的品德！——不要多说了，威廉，她的未婚夫就在这里！那是一个诚挚可亲的人，谁都不能不喜欢他。所幸迎接他时我不在！否则我会心碎的。他很注意礼貌，我在场时，他一次也没吻过绿蒂。愿上帝奖赏他！他很敬重绿蒂，所以我不能不喜欢他；他对我很友好，我猜想，这多半是由于绿蒂的周旋，而不是出于他个人的感情，因为在这方面女人总是十分机智而且自有道理：倘使她们能使两个倾慕者彼此友善相待，从中受益的总是她们自己，虽然能办到的极少。他外表沉静，这与我毫不掩饰的容易激动的性格完全不同。他深知绿蒂对他的价值。他似乎很少情绪不佳，你知道，心绪不佳是罪过，我恨它甚于恨人身上的其他毛病。

他认为我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我对绿蒂的依恋，她的一切举止行为在我心中唤起的暖融融的欢乐，更增加了他的胜利感，从而他越发爱她。他是否有时出于狭隘的嫉妒心理而使绿蒂感到苦恼，现在我还不能断定，至少我要是在他的位置上也难保完全摆脱嫉妒这个魔鬼。

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管他呢！待在绿蒂身边便是我的快乐，这种快乐已成为过去。我该把这叫作愚蠢呢，还是痴迷？——叫什么都改变不了我的处境。事实本身最说明问题！我现在知道的一切，在阿尔贝特回来之前我就知道了。当初我就知道，我不能向她提出非分的要求，我也从未向她提过这种要求——就是说，即使有可能，即使跟她关系密切，我也不去追求她。如今另一个人真的来了，我这个傻瓜却眼睁睁地看着他把这个姑娘夺走。

有些人会说，我应该死了这条心，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我则把牙咬得直响，两倍三倍地嘲笑他们。你们这些没有感情的稻草人啊，离我远点儿吧！我漫无目的地在树林里游荡，当我来到绿蒂家，看见阿尔贝特陪着绿蒂坐在小花园的凉亭里，我不能再往前走的时候，我就很放肆地说了许多傻话。“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今天绿蒂对我说，“我请您别再耍昨天晚上那种把戏了！您那种开心的样子，真吓人。”——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我是在等待时机，等他一出门，我就奔过去，只要我发现她身边没有别人，我就特别高兴。

八月八日

有些人要求我们向不可避免的命运低头，我总是毫不留情地谴责他们。亲爱的威廉，请你相信，我这些话绝不是针对你说的。从根本上看，你是对的。我的挚友，我只说一点！世上的事，很少可以用“非此即彼”的选择法来确定；感情和行为形形色色，正如鹰钩鼻与扁平鼻千差万别。

如果我承认你的全部论点正确，却又企图钻“非此即彼”的空子，你不会怪我吧。

你说：“要么你对绿蒂抱有希望，要么你对她不抱希望。好了，如果是第一种情况，你就要力图把希望变成现实，设法满足你的愿望；如果是第二种情况，你就要振奋精神，竭力摆脱消耗你全部精力的痛苦不堪的情感。”

我的挚友！这话说得好，也说得很及时。

你能要求一个连生命都在被慢性疾病渐渐耗尽的不幸者一刀就砍掉自己的苦痛吗？难道这种蚕食他精力的病魔不是也同时夺走了他摆脱苦痛的勇气吗？

诚然，你可以用一个类似的比喻来回答我：“与其踌躇畏缩，以生命为赌注，不如当机立断，断一手臂。”

——我不知道！——我们还是别在比喻上纠缠了。够了。威廉，有时，在一瞬间里，我也会鼓起摆脱苦恼超脱一切的勇气啊。这时，只要我知道方向在哪里，我就会向哪里奔去。

八月八日傍晚

我的日记本已经有些时日没有记了，今天我又拿起了它。我真惊诧，我竟会如此有意识地一步一步陷进这个境地！对我的处境我一直看得非常清楚，但我的作为却像一个孩子。这种状态至今不见好转。

八月十日

假如我不是傻子，我一定会生活得最好，最幸福。我现在所处的这样优美这样喜人的环境，是很难得的。

啊，一点儿不错，只有我们的心才能创造我们自己的幸福。我成了这个可爱的家庭中的一员，老人爱我像爱他的儿子，孩子们爱我像爱他们的父亲，此外绿蒂也爱我！再就是纯朴的阿尔贝特，他从来不耍什么怪脾气干扰我的幸福，他总以真挚的友谊待我；在他看来，世上除绿蒂之外我是他最亲爱的人！——威廉，要是有人能听到我们散步时怎样谈论绿蒂，那才令人喜不自胜呢；因为世上再也找不到比这种关系更可笑的了，然而我却常常因此而泪眼模糊。

他给我讲了她的为人正直的母亲：她临终前把家和孩子交给了绿蒂，把绿蒂托付给他保护。从这时起，就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在绿蒂心中萌生了，她细心地管家，严肃地照料弟弟妹妹，几乎成了一个真正的母亲。尽管她没有一刻不怀着积极向上的爱心，没有一刻不辛勤操劳，但她始终没有失去快活的心态和无忧无虑的性情。

我和他并肩行走，一边采摘着路旁的野花，非常细心地结成一个花束，然后抛进从身边流过的河里，目送着它向下漂去。我记不清我是否写信告诉过你，阿尔贝特将留在此地，他在侯爵府里谋得一个报酬丰厚的职位，他在那里是很受欢迎的。他办事有条不紊，勤劳刻苦，我很少见到像他这样的人。

八月十二日

无疑，阿尔贝特是天底下最好的人。我昨天同他演出了一幕奇妙的戏。我到他那儿去辞行，因为我兴致一来，要骑马到山里去。现在我就是在山里给你写信。我在他的房间踱步时，突然看到他的两把手枪。

“把手枪借给我吧，”我说，“我旅行时备用。”

“可以，”他说，“不过得麻烦你自己装火药。它们挂在我这里，只是摆摆样子罢了。”

我取下一把枪。

他又继续说：

“自从我的小心谨慎跟我闹了一次恶作剧以后，我就再也不愿意摆弄这玩意儿了。”

我很好奇，想听听这个故事。

“在乡下，”他说，“我在一个朋友那里大约住了三个月。我带了几把小手枪，都没有装火药，可我也睡得很安稳。有一天下午，正下着雨，我闲坐无事，不知怎么突然想到：我们可能受到袭击，我们可能用得着手枪，我们还可能……你知道，我想说什么情景——我把手枪交给仆人，让他擦好，装上弹药。他却拿手枪跟女仆闹着玩，想吓唬吓唬她们，天晓得怎么搞的，枪走火了，当时通条还在枪膛里。这一走火，就把通条射进了那个女仆右手虎口上，打烂了她的拇指。我不仅要听她的哭诉，还要为她支付医疗费。从此以后，我的手枪就通通不装弹药了。亲爱的朋友，小心谨慎有什么用？不是所有的事都能预见得到的！虽然……”

你现在知道了：我已经很喜欢这个人了，除了他所说的“虽然”，任何一般的定理都有例外，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这个人太注意自己言行的正确了！如果他以为什么地方说得有些轻率，说得太一般或者不够准确，他就没完没了地加工、修改或增删，不说到离题千里决不罢休。由于这个原因，他总是详详细细、不厌其烦地讲这件事。后来我就根本不再听他讲述，陷入自己忧郁的思想中。在他的视野内我突然一举胳膊，把枪口顶在我的右太阳穴上。

“嘿！”阿尔贝特说，同时把我举枪的手拉下来，“你要干什么？”“枪里没装弹药。”我说。

“就算是这样，那你又要干什么呢？”他不耐烦地说，“我想象不出，一个人怎么会这么傻，竟然要开枪自杀；单单这个自杀的念头，就让我反感。”

“你们这些人啊，”我高声说，“一谈到什么事，你们就要立刻说：这是愚蠢的，那是聪明的，这是好的，那是坏的！这些话究竟要说明什么？你们研究过行动的内在联系吗？你们能确切地说明事情的原因吗？它为什么发生，为什么一定会发生？如果你们已经心中有数，你们就不会这样匆忙地做结论了。”

“你会同意我的看法的，”阿尔贝特说，“某些行为，不论动机是什么，总是罪恶。”

我耸了耸肩，同意他的看法。

“不过，我的朋友，”我接着说，“这里也有例外。确实，盗窃是一种罪过，但是一个人，为了使他自己和他的亲人不致很快饿死而去抢劫，是应该得到同情，还是应该受到惩罚？一个男人在愤怒中，正义凛然地杀了他不忠的妻子和她卑鄙的奸夫，谁能向他抛出第一块石头？一个少女坠入了情网，在无比喜悦的时刻，忘我地沉溺在无法控制的爱的欢乐里，又有谁会第一个向她抛出石头？即使我们的法律和那些冷血的道学先生，也会感动而不加惩罚。”

“这完全是另一回事，”阿尔贝特说，“一个被激情冲昏头脑的人，已经失去了理智，应该把他看成醉鬼，看成疯子。”

“啊，你们这些有理智的人啊！”我微笑着高声说，“激情！醉酒！疯狂！你们站在一旁，竟然这样冷静，一点儿同情心也没有，你们这些有道德的人！你们责骂醉汉，憎恶疯子，像祭司一样从旁边走过去，像法利赛人一样感谢上帝没把你们造成醉汉或疯子。我不止一次喝醉过，我的激情也近似疯癫。不论大醉还是近于癫狂，我都不后悔，因为按照我的理解，一切出类拔萃的人，一切建立过伟大业绩的人和一切做到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的人，总是被人骂作醉汉和疯子。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每当一个人做出一件高尚的、不受约束的、出人意料的事，几乎总会有人指着他的后背说：这个人是喝醉了，这个人是傻子！你们这些清醒的人呀，你们应该感到羞愧！你们这些智者呀，你们应该感到害羞！”

“这又是你的一些怪念头，”阿尔贝特说，“无论谈什么，你都爱夸张，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你是必错无疑。我们现在谈的是自杀，你倒好，竟把它与伟大的业绩相比。至于自杀嘛，那只能把它看成一种懦弱行为，因为寻死自然比坚强地忍受充满痛苦的生活要容易。”

我想中止谈话了。原因是：我是把我的心里话全都讲了出来，他却冒出了这么一大套陈词滥调，这真使我恼火。但我克制着自己，因为我常常听到这种论调，我也常常因此而怒不可遏。于是，我多少有些激动地对他说：

“你说这是软弱？我请你不要被表面现象蒙蔽。一个民族，在专制暴君的压迫下呻吟，最终奋起反抗，砸碎了脚上的锁链，你能说这是软弱吗？

“有一个人，家里起火了，大惊之下，竟突发猛力，轻而易举地扛走了他平时搬不动的重物。又有一个人，因受侮辱而大怒，与六个人搏斗，还胜了他们。能说这些人软弱吗？我的好朋友，如果说‘尽力’也是坚强，为什么‘过度紧张’就是软弱呢？”

阿尔贝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说：

“别见怪，你举的这些例子，好像根本不对题呀。”

“也许是不对题，”我说，“常常有人责备我，说按照我的联想引出的结论，往往都跟空话差不多。还是看看，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想象一下吧。当一个人决心抛弃自己的宝贵生命时，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对于这一件事，我们只有心有同感，才配去谈论它。”

“人的天性是有限度的，”我接下去说，“快乐，悲伤，痛苦，他只能忍受到一定的程度。一超过这个限度，他就忍受不了啦。这里谈的，不是坚强还是软弱的问题，而是他对苦难的忍受能不能超过他所能忍受的程度的问题。不管这痛苦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我认为，说自杀者是懦弱，实在奇怪，这就像把一个死于恶性热病的人称作懦弱者一样。”

“真是奇谈怪论！太荒谬了！”阿尔贝特高声说。

“未必像你所想的那么荒谬吧，”我说，“有一种疾病，它侵害人的机体，使机体的一部分力量被耗尽，另一部分力量失去作用。没有什么好法子使机体恢复生命的正常运转——我们管这种疾病叫绝症。我的这个看法，你该同意吧。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把这个道理应用到精神方面来。请看看那种固执己见的人，看看外界的思想对他有什么影响吧！他的思想观念已经定型了，到头来，是一种不断膨胀的激情夺走了他全部冷静思考的能力，把他彻底毁灭了。

“冷静的、理智的人看到了一个不幸者的状况，对他给予劝告，也是白费力气！正像一个健康的人站在病人的床前，不能把一点一滴的力量灌输给病人一样。”

阿尔贝特觉得我的话太笼统。我向他提起一个姑娘，人们不久前在河里找到了她的尸体。我把她的故事向阿尔贝特复述了一遍：

“那是一个好姑娘。她是在一个操持家务的狭小圈子里长大的，每周都有固定的工作，只在礼拜日悠闲地打扮起来，跟同伴一起到郊外去散步，有时适逢盛会去跳跳舞，此外就是跟一个邻家女子快活地闲聊几个小时，聊人家吵架的理由，聊某种流言的起因。除了这些以外，她就再也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娱乐和消遣了。她活泼的天性渐渐感到了内心的要求，这要求因男人的恭维而变得更加强烈。她渐渐感觉从前的乏味了。最后，她遇到了一个男人，于是，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把她吸引到他的身边，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她忘却了周围的世界，除了他，她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她只想着他一个人。她想要成为他的人，她想要在同他的永恒结合中得到她所缺乏的种种幸福，享受她所渴望的一切欢乐。一次又一次的海誓山盟，使她相信一切希望必定会变成现实，大胆的爱抚增强了她的欲念，摄去了她的整个灵魂。她变得精神恍惚，沉湎在欢乐中。她的心神兴奋到了极点，她伸出双臂，要把全部心愿抱住不放——不料，她的情人竟把她抛弃了。她惊呆了，神志不清，她面临着深渊，周围是一片黑暗，没有希望，没有安慰，没有感觉！因为她赖以生存的那个人抛弃了她。她看不见她面前的广阔世界，看不清怎样弥补她的损失。她感到她孤独无助，感到被世界遗弃了——心的剧痛紧压在胸，她盲目地纵身跳到水中，以求环抱一切的死神消除她的一切苦痛。瞧，阿尔贝特，这就是某些人的遭遇啊！你说，难道这不是一种病吗？在混乱而矛盾的各种力量交织的迷宫里，天性一旦找不到出路，这个人就只有一死了。

“那些袖手旁观的人可能会说：‘真是个傻丫头！假如她能等一等，让时间发挥医治的作用，绝望就会自然消失，就会出现另一个人来温暖她受伤的心。’让这种人遭报应吧！——这正像有人说的：‘这个傻瓜，他竟然死于热病！假如他能等到他的精力得到恢复，他的体液状况好转，血液的骚乱平静下来，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会活到今天！’”

阿尔贝特觉得我的这个例子还没有把问题讲清楚。他又提出了一些异议，其中之一是：他说我讲的不过是一个单纯的姑娘；假如是一个有理智的人，生活环境不是这样受局限，又很有阅历，这种人自杀了反倒会得到谅解，这他就不明白了。

“我的朋友，”我高声说，“人毕竟是人，当热情膨胀到极点，人性的界限被冲破时，一个人可能具有的那一点点理智，也就不大管用了，或者说根本不起作用了。再说……下次再谈吧。”我一边说，一边拿起帽子。

哦，我真是感慨万千啊！我们分手了，没有达到相互理解。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理解另一个人是多么不容易啊。

”

这一次，云起一气呵成，从《七月十三日》看到了《八月十二日》。

那把枪，她有个神秘的预感，可还没来得及继续翻看，云秋霞高声嘱咐的“关灯睡觉”，如一道霹雳，将她从书海中，那个少年的维特的日记里拉回。

云起轻轻应了一声，揉了揉有些疲惫的眼睛，扯眼瞥了会边上的闹钟，发现时针居然指向了23：00，分针也逗留在六点钟方向。

将近23：30了呢。

是该睡觉了。

她轻轻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困顿的哈欠，即便仍觉意犹未尽，可身体发出的信号，已然显示，她确实不能再继续了。

明天还可以继续呢。

云起轻手轻脚跑到客厅喝了水，才悄悄熄了灯。

闭上眼，心里轻轻呢喃了一句：

——晚安，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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