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5章 无为而治(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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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读书要精的秘诀在于“眼到,口到,心到,手到”。需知著书的人,他写每一个字都是反复推敲的,而且每个字又有很多的意义,眼一时不到,就很容易误解作者的意思,贻害很大。口到就是要多读,特别是不甚理解的地方,多读几遍效果很好。心到就是要用心考究每章每句每字意义如何,何以如此排章布节。手到的范围很广,它不仅包括做笔记、写心得,还包括查字典、做标记等,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手到这一手段把著书人的知识给彻底消化吸收。

关于这一点,胡适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你也会说‘进化’,他也会谈‘进化’,但你对于‘进化’这个观念的见解未必是很清楚的;也许只是一种道听途说,也许只是一种时髦的口号。这种知识算不得知识,更算不得是‘你的’识。……假使你翻了几天书之后,发愤动手,把你研究所得写成一篇读书札记,列举了:(一)生物学上的证据,(二)比较解剖学上的证据,(三)比较胚胎学上的证据,(四)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上的证据,(五)考古学上的证据,(六)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证据。到这个时候,你所有关于‘进化’”的知识,经过了一番组织安排,这些知识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

关于读书要博,胡适的观点是读书不博,则无法读书。经常读书的人,应该会有这样的经验,读到某处,总是理解不了,好像对某方面的知识有所欠缺,但当你想要补充这方面的知识时,又会发现新的欠缺,读书愈多,发现的欠缺愈多,即便不想博,也不得不博了,除非索性不读。

关于这一点,胡适也有个例子:“譬如读《诗经》,你若先读了北大出版的《歌谣周刊》,便觉得《诗经》好懂的多了;你若先读过社会学,人类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先读过文字学,古音韵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读过考古学,比较宗教学等,你懂得的更多了。”

作为实验主义的提倡者,他希望学生能够在学业上不断追求进步,常教导学生做学问要能不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同时他也希望学生们毕业后不要放弃做学问。

胡适在《中国公学十八级毕业赠言》中说:“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的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经太晚了……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

“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杨亮功还回忆说:“胡先生在学校积极提倡学生写作,他认为这样可以引起学生读书兴趣。学校创办有《吴淞月刊》。当时学校教授中作家甚多,影响所及,学生方面亦创办有许多刊物如《野马》等。”

此外,胡适还非常支持学生自己创办的《中国公学三日刊》。1929年底,针对一些学生对于某一学生组织用“中国公学”名义办此报刊的疑问,胡适公开表示:私人组织可以用“中国公学”名称,并且说美国著名大学的刊物都是如此。他还强调:学校不会干涉《中国公学三日刊》的发展,学生会也不会干涉。

胡适还为该刊题写了1930年新年贺词:“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悲哀。从今后,要那么收果,先那么栽。祝大家新年进步!”

胡适深知图书馆对于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他很早就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胡适留学美国时,对美国的图书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康乃尔大学读书期间,胡适曾“作一书致图书馆馆长Harris君,许添设汉籍事”。1914年1月,胡适在《留美学生年报》上发表《美国大学调查表》例言及《藏晖室杂录》。《杂录》第四部分对藏书30万册以上的美国大学图书馆概况做了统计。同年9月6日,胡适还游览了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十分欣赏该馆100余万册藏书,“任人观览,不取资”的做法。

胡适对美国的图书馆与中国的藏书楼之间的巨大差距感慨万分,他在1915年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为此,他发下大愿“吾归国后,每至一地必提倡一公共藏书楼。在里则将建绩溪阅书社,在外则将建皖南藏书楼,安徽藏书楼,然后推而广之,乃提倡一中华民国国立藏书楼,以比之英之(大英博物馆),法之(国家图书馆),美之(国会图书馆),亦报国之一端也。”

胡适认为建立图书馆是报效国家的一种方式,此后他便终生致力于推进中国的图书馆建设。

1922年7月6日,胡适与蒋梦麟一起就日本赠款用途拟定计划,其中第一条就是“设东方历史博物馆及图书馆”。

1925年4月,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胡适捐款以示支持,并担任了协会董事兼财政委员会委员、索引委员会书记。

1930年6月初,他在中国图书馆协会本年度年会的讲话中指出,良好的教师可遇不可求,图书馆则可求而可得。能够供给真正知识的,图书馆才是真正的教师。

他在中国公学期间,对设在上海的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进行了整顿扩充,每日到馆学生有百余人。同时,校图书馆一改以往无任何统计的积习,计划进行各项统计,包括各系学生借书统计表、借出各种书籍分类比较表、各年级学生借书比较表等,为图书馆的科学管理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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