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8夜 成长在于面对真相（1 / 2）

罗素?布罗克爵士是那个年代最有名望的心脏外科医生，他对病人死亡的态度出了名地直率，他说过：“今天的手术名单上有三个病人，我不知道哪一个能活下来。”这样说好像太麻木了，甚至有些残忍，但在当时，纠结于病人的死亡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到今天依然如此。

我们必须从失败中学习，争取下一次能有所改进。如果沉迷于悲伤或者悔恨，只会带来无法承受的痛苦。

有的小患者还在蹒跚学步，他们开开心心来到医院，一只手抱着泰迪熊，另一只手牵着妈妈。他们嘴唇发紫，小胸脯不停起伏，血液黏稠得就像糖浆。他们从来不知道健康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而我的任务就是努力给他们健康。我诚心诚意做着这件事，但有时也会失败。

那时我该怎么做？和哭泣的父母一起坐在黑暗的太平间，握着一只没有生命的冰冷小手，责备自己不该冒这个险吗？

勇气就是做你害怕的事。如果你不害怕，就谈不上勇气。

……

起居室的门半开着，透出昏暗的灯光。我定睛朝里望去，只看见医生站在床边，手里拿着一只注射器。我的母亲和外婆站在床脚，搂紧彼此。外公面如死灰，胸口不停起伏，脑袋向后仰着，嘴唇发青，鼻子发紫，里面滴出发泡的粉红液体。他痛苦地咳嗽一声，喷出带血的泡沫，溅落在床单上。接着，他的脑袋歪到一边，睁大眼睛注视墙壁，目光落在写着“祝福这一家人”的海报上。

医生在他的手腕上搭了搭脉，然后轻声说：“他去了。”一股平静与释然的氛围降临房间。痛苦结束了。

死亡证明上说死因是“心力衰竭”。我避开大人的视线，悄悄走进外面的防空洞，和小鸡坐在一起，悄悄地崩溃。那之后不久，外婆诊断出了甲状腺癌，肿瘤开始封堵她的气管。医学上有个术语叫“喘鸣”，专门描述肋骨和膈肌努力将气体送过狭窄气道时发出的嘶嘶声，我们听见的就是这样的声音。她去了六十多公里外的林肯医院接受放射治疗，然而射线烧坏了她的皮肤，使吞咽更加困难。

医生建议给她做气管造口术，这给了我们一些希望。但是手术开始之后，医生却发现气管变窄的面积太大，无法在下面找到造口的地方。我们的希望破灭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她痛苦挣扎，直到死去。要是他们允许她使用麻醉安乐死就好了。

在这之后的每天晚上放学后，我都会坐到她身边，尽我的努力让她舒服一些。很快，**类药物和二氧化碳麻醉模糊了她的意识。她在一天夜里安详地走了，死因是大面积脑出血。外婆终年六十三岁，是我的祖父母辈中最长寿的一位。

手术室里分成几个完全不同的群体，每一个都需要好好对待。病人们穿着病号服，为准备手术而禁食，战战兢兢，缺乏尊严。对待他们就要和蔼友善，安慰尊重。年轻护士友好风趣。年资较高的护士自大专横，公事公办，对我的要求是闭嘴听话。麻醉医生不喜欢等别人。外科医生态度傲慢，眼里根本看不到我，至少起先是这样的。

我的一项工作是将麻醉了的病人从推车搬上手术台。我事先总要读手术清单，了解每个病人接受的是哪类手术。然后，我会调整上方的手术灯，使灯光正好照在切口上（作为画手，我对解剖很感兴趣，也知道一点各个器官的位置）。

渐渐地，外科医生们开始注意我，其中几位甚至问起我的兴趣。我告诉他们有一天我要当心脏外科医生。没过多久，他们就允许我参观手术了。

我很喜欢在夜里工作，因为急诊病例多：有人断了骨头，有人破了肠子，还有人动脉瘤出血。动脉瘤出血的病人大都死去了，护士为他们清洁遗体、穿上寿衣，我负责把他们从手术台上抬起来，放到铁皮太平间推车上，每次都发出“扑通”一声闷响。然后我再把遗体推到太平间，堆进冷库。

我很快就熟悉了这份工作。有的门上插着一张硬纸卡片，上面写着人名，我心想那里面一定是有人了。我找了一扇没有名字的门，扭动把手，但里面赫然现出一个裸体的老太太，身上盖着一条白色亚麻被单——一具无名尸体。

真倒霉。我又试了第二层的一扇门。这回运气不错，里面是空的。我拉出滑动的铁皮托盘，把吱吱作响的升降机推到带来的尸体旁边。这东西要怎么操作才能不让尸体掉到地上？用皮带、手摇柄和一把蛮力。我放好尸体，然后把托盘重新推进冰柜。

太平间的门还敞开着——我可不想被独自关在里面。我快步出门，推着吱嘎作响的推车回到医院主楼，准备去装下一位“乘客”。我心想，病理学家可真不容易：要在那种环境里度过一半的职业生涯，在大理石的解剖台上挖出死者的内脏，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后来，我哄一个老太太病理学家让我旁观了尸检过程。虽然我之前就见过病人被手术弄得面目全非，或者遭受可怕的重创，但是一开始旁观尸检还是令我不太适应：一具具年轻的年老的尸体从喉咙切到耻骨，内脏掏空，头皮从左耳切到右耳，拉下来盖住面部，就像一只只剥了皮的橘子。一把振动骨锯锯开颅骨，仿佛敲破一只煮熟的鸡蛋。接着，一个完整的人脑就暴露在我的眼前。这一团柔软的、灰色的、布满褶皱的东西，它是怎么支配我们人生的呢？这样颤巍巍的一团胶体，外科医生又到底是怎么给它动手术的呢？

我在那间昏暗荒凉的解剖室学到了许多东西：我明白了人的身体是何等复杂，生与死的界限是何等微妙，病理学家的内心又是何等的冷静超然。病理学是容不下感伤的。他们对死者或许有一丝同情，但对尸体的亲近是绝对没有的。我却在心里替来这里的年轻人难过：那些婴幼儿和少男少女，有的得了癌症，有的心脏畸形，他们有的注定要度过短暂而痛苦的一生，有的因为一场悲惨的事故而突然丧命。看见一颗心脏，你要忘记它是爱和奉献的源泉；看见一个脑子，你也不要把它视为灵魂的容器。忘记这些，统统切开。

很快我就能辨别尸体上一些常见的迹象：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心肌梗死，风湿性心脏瓣膜，切开的主动脉，还有扩散到肝脏或肺部的癌细胞。烧焦或腐烂的尸体气味很坏，这时就要在鼻孔里涂满维克斯软膏，好让嗅觉神经轻松轻松。在所有死因里，我觉得自杀是最令人伤心的。

我把这个感想说给老太太听，她叫我“要做外科就要克服这种想法”，还说等我到了可以喝酒的年龄，心里就不会这么沉重了。我注意到酒精是外科医生放松消遣的首选之一，这一点在他们夜间急诊的时候尤其明显。然而我能说他们不对吗？

我开始在医学院里寻找自己的位置，每到学校放假就回医院兼职。我当上了“手术部助理”，成了一名清理血液、呕吐物、骨屑和粪便的专家。这是一个卑微的开始。

我意外收到了剑桥一所著名学院的面试通知，一定是有人替我说了几句好话，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剑桥的街道上满是生机勃勃的年轻学子，他们穿着长袍，用私立学校的口音大声交谈，个个看上去都比我聪明得多。教授都是饱学之士，他们戴着眼镜和学位帽，骑车经过卵石铺成的路面，去学院晚餐会上喝了葡萄酒再喝波特酒。我一下想到那些浑身污垢的炼钢工人，他们戴着扁帽，围着围巾，在灰霾中沉默地骑车回家，晚餐只有面包和土豆，饭后或许喝一杯司陶特黑啤。我的心沉了下去。这不是我该来的地方。

面试官是两位杰出的研究员，面试地点是一间四壁镶着橡木的书房，窗外就是学院里最大的方院。我们都在磨得很旧的皮革扶手椅上坐下。面试氛围相当轻松，没有人谈到我的出身。我满以为他们要问我“为什么想学医”，结果根本没问，我白准备了。他们倒是问了我为什么美国在不久前入侵越南，有没有听说美国士兵可能患上什么热带病。

我不知道越南有没有疟疾，于是答了“梅毒”。这让气氛热络了起来，尤其当我说这对健康的危害或许比不上***和子弹的时候。他们接着问我，雪茄烟会不会是丘吉尔死亡的原因（那时他刚刚过世）。我对吸烟的话题早有准备，于是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大串：吸烟会导致癌症、支气管炎、冠心病、心肌梗死和心力衰竭，烟民的尸体在解剖室里有什么样的特征。“问我看过尸体解剖吗？看太多了。”我还在解剖后清理过脑子，肠子和体液。“谢谢。”他们说，“我们会在一两周后通知你结果。”

接着我又给叫去了查令十字医院，它坐落在河岸街上，位于特拉法加广场和科文特花园之间。建立这家医院的初衷是服务伦敦中部的贫苦市民，它在战时做出了杰出贡献。我很早就到了，但面试是按姓氏字母排序的，所以我照例又是最后一个。我焦虑地拨弄着大拇指，打发漫长的等候时光。

一位和蔼的护士长用茶水和蛋糕接待面试者，我和她礼貌地交谈了几句，问了问医院在战争期间的情况。面试在医院的会议室里举行。我坐在会议桌的一头，另一头坐着总面试官，他是一位杰出的外科医生，来自名医云集的哈利街，身上穿一件晨礼服。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位以脾气暴躁闻名的苏格兰解剖学教授，系列剧《医生当家》（DoctorintheHouse）就是根据他的事迹改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