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2夜 硅谷（2 / 2）

五十年前，在旧日废弃的金矿上人们开始挖掘新的金矿—IT金矿。和老一代的开拓者一样，真正靠淘金发财的人并不多。但是在硅谷这一片年轻的土地上，只要肯干，在各行各业都会有成功的机会。由于有一些淘到金子的“冒险家”—科技新贵，就产生了替他们打理财务的需求，今天旧金山和硅谷就成为投资银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除了我们以后要专门提到的风险投资，这里的个人财产管理业务也很发达。比如著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有超过10%的个人财产管理经理人都在硅谷，使硅谷成为全球仅次于其纽约总部的第二大分公司。

由于硅谷房价很高，房屋交易金额大，而且硅谷人口流动性大，房屋交易数量多，早就出一大批房地产中介商，其中干得出色的，收入比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要多得多。据著名房地产中介商BillGorman自己讲，他十几年累计交易了八亿美元的房屋。按照美国标准的百分之三的佣金计算，他累计收入高达两千四百万美元，超过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总。有趣的是很多从事金融和房地产业的人是IT出身的工程师。他们发现硅谷的IT行业已经人满为患，改行去从事其他工作，反而比原来当工程师甚至公司主管要成功得多。

即便不在像金融和房地产这样高利润的行业工作，只要努力，一样能事业成功。我们不妨看看这样两个例子。我的一位朋友刚刚装修完新家，替他装地板的是一位华裔老板。他没读过大学，中学毕业就给别人打工当学徒，但是他非常爱钻研，人也勤快，很快就成为装地板的行家里手。几年后自己出来单干，开始接一些小活儿。由于他价钱便宜质量好，很快活就多得做不过来了，于是他雇了一些工人，业务便发展起来了。他通过高薪（和IT从业人员差不多）招技术熟练的地板工，所以一直质量很好，慢慢地，开始接到大公司的合同，事业发展很快。即使在现在美国房地产不景气，很多装修公司没有生意的情况下，他手上的合同仍然多得做不过来。

第二个例子是我自己的园丁，一位墨西哥移民。他开始只是一个人给人除草收拾院子。由于他为人热情，乐于助人（比如经常用自己的卡车替主顾运送大件商品），又守信用，他的雇主们就把他推荐给朋友用。很快他就接收不了新的主雇了，于是他把他的弟弟接来帮忙，两个人除了替人除草收拾院子，便开始做一些简单的房屋修缮和庭院规划工作。渐渐他就积累起一些财富，雇了一些帮手，开办了一个小的庭院规划的公司。在房价很高的硅谷，也买上了房子，实现了他的美国梦。

如果一个人不能脚踏实地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即便名气再大，才高八斗，在硅谷也很难混下去。大多数时候，硅谷公司需要的是能真正做事情的人，而不太看重那些不能带来实际效益的名气。

在2000年，由于互联网泡沫导致硅谷过度繁荣，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找不到人，那时找工作很大程度上凭一张嘴。很多经常跳槽而不脚踏实地做事的人跳来跳去跳到一个主管的位置。2001年以后，用人不当的公司很多倒闭或被迫大量裁员，真正的高手或者还呆在原来的公司，或者被别的公司录用，或者转到了学术界。而一大群各个级别的混混都到了“人才市场”上待价而沽。这些人中很多原本是技术精英和管理人才，但是一旦养尊处优时间长了，名不符实了，便很难再在硅谷生存了。偶尔会有一两个小公司到那里去找人做事，常常一下子围上一大堆人。

如果问他们会做什么，大部分给你的答案都相同，“如果你给我一个团队，我一定能替你管好。”这里面虽然不乏真正的管理者，但是很多是眼高手低的高手。招人的公司显然不傻，它们需要干活的而不是养老的。

硅谷相对于美国其它地方是机会最多也是最均等的。因此虽然这里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还是不断有人愿意来。全世界很多国家想学习硅谷建立自己的科技园，但是至今没有一个能像硅谷这么成功的。我想这些科技园的管理者们，也许首先应该问问自己是否为创业者提供了同等的机会，还是将人按照财富、经历、名气预先分为了三六九等。（我对一些科技园按照学历、职称引进人才和投资额招商很不以为然。）自古英雄不问出处，今天落魄的学子可能就是明天业界的领袖。

旧金山湾区之所以得名硅谷是因为早期这里的公司大多数是半导体公司或者计算机硬件公司。我们前面介绍的惠普公司虽然不能算是一家半导体公司，但它是以计算机和仪器等硬件为主的公司，可以算是硅谷早期主流公司的代表。但是，最早诞生于硅谷的真正的半导体公司是仙童半导体。今天知道仙童公司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它在半导体历史上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仙童半导体公司是从夏克利半导体“叛逃”的科技史上著名的“八叛徒”创办的。其中最有名的是后来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摩尔定理的提出者戈登·摩尔和集成电路的发明人罗伯特·诺伊斯。

仙童半导体公司在五十年代末制造出世界第一个商用半导体集成电路。（注释：对于是谁第一个发明集成电路，现在仍有争议，德州仪器公司的专利比仙童的早，但是，仙童是世界上第一个做出了实用产品的）尽管现在仙童公司早已江河日下了，但是每一个计算机用户一定知道它的两个孩子—英特尔公司和AMD公司。

自仙童以后，在旧金山湾区诞生了许许多多的半导体公司，包括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公司英特尔，旧金山湾区从此赢得了硅谷之名。直到八十年代，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一直是硅谷的支柱产业，其中著名的半导体公司还有国家半导体和Maxim等公司，而中小公司就更是不计其数了。在九十年代前，硅谷著名的大公司有：惠普，英特尔，Sun，SGI，IBM

但是九十年代后，虽然硅谷的半导体业还在发展，新的半导体公司还在诞生，但是，半导体在硅谷经济中的比重已经大大不如以前了。2000年后，硅谷最大的公司是思科，谷歌，英特尔，IBM，甲骨文，苹果，惠普，雅虎，基因科技（Genentech）和Ebay。其中谷歌，雅虎和Ebay是互联网公司，IBM将存储设备部门卖给了日立公司后在Almaden是一个纯软件和服务的公司，而基因科技干脆就不是IT科技公司，而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制药公司。它们都和半导体毫无关系。即使是英特尔，也已经将其工厂迁到美国其它州以及海外，它甚至逐步将研发部门迁到费用低廉的亚利桑那和俄罗冈州。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硅谷在世界经济和科研上的地位有增无减，半导体在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分量仍然在增加，只是硅谷的核心产业越来越远离半导体了。

造成硅谷半导体衰退的直接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反摩尔定理的效应。由于半导体的价格每十八个月降一半，当一个公司研制出来一个新的芯片以后，它不能指望像制药公司那样随着销量的上升而不断增加利润，因为用不了多少时间，这个芯片的利润就薄得必须淘汰了。

整个半导体工业天天都在为利润率发愁。从这个角度讲，半导体工业很难在费用高的硅谷长期发展。我们前面提到，硅谷是一个拒绝平庸的地方，当一个行业的利润率无法维持硅谷高昂的费用时，它就必须搬出硅谷。

其次是“亚洲制造”效应，由于硅谷靠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起飞，在七十年代它便聚集了很多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的专家和工程师。同时，也促进了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大电机工程系的发展。这些人或者从仙童等第一代半导体公司跑出来，或者离开斯坦福和伯克利，开始了第二轮的半导体公司和计算机硬件公司的创业。其中的代表者包括开发和制造RISC处理器的MIPS公司，Sun公司和SGI公司，以及LSI等中大等规模的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还是由美国人为主创办。在第二代公司中有大量亚裔的工程师和主管。他们通过第二轮半导体的创业，积累了财富和经验，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世界第三轮半导体公司创业的中流砥柱。等到有大量亚裔专家出来再创办半导体和计算机公司时，他们很容易将制造甚至设计部门移到成本比美国低很多的东亚尤其是中国台湾，而只在硅谷保留科研部门。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包括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显卡公司Nvidia。其创始人黄仁勋，生于台湾，毕业于斯坦福，任职于LSI和AMD，然后创办Nvidia。这时在硅谷半导体时代创业最经典的例子。当硬件制造业移到台湾后，半导体业的整体利润就被大大地压缩了，从此改变了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行业的游戏规则。于是以前的半导体公司为了竞争的需要都纷纷将工厂外移。到后来，大家发现一些低端的设计亦可以拿到台湾去做，硅谷的硅含量就越来越低了。

硅谷兴起于半导体工业，三十年前，硅谷就是半导体的同义词。但是现在半导体工业在硅谷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世界上很多城市因为一个产业而兴起，比如德国的鲁尔兴起于采煤和炼钢、美国的匹兹堡和底特律分别靠钢铁业和汽车业发达，但是，随着这些工业的饱和和衰落，相应的城市也渐渐衰落了。二十年前，当半导体公司开始离开硅谷时，不少人也怀疑过是否早晚有一天硅谷会步匹兹堡和底特律的后尘，二十年过去了，这种因产业变革带来的地域性衰退并没有在硅谷发生。事实上，没有了半导体，硅谷反而更加繁荣了。

硅谷没有了硅，那么留下了什么呢？

中国二十几年前有一本叫《神鞭》的小说，现在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了。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清朝末年的故事。主人公傻二从小练就了神奇的辫子功夫，在冷兵器时代他罕有敌手。后来他参加了义和团，在和拿着洋枪洋炮的八国联军和假洋鬼子的对抗中一败涂地。劫后余生的傻二剪掉了辫子，练就了百步穿杨的神枪法，并用他的枪惩戒了汉奸。他对别人讲：“辫子没有了，神留下。”硅谷也是一样，或者说半导体并不是硅谷真正的本质。硅谷的灵魂是创新。硅没有了，创新的灵魂留下了，它保证了硅谷的繁荣和发展。

我很喜欢德国一位诗人讲过的一句话：亘古而常青的昨天永远是过去，也永远会再来。这句话描述硅谷再合适不过了。当仙童和英特尔的神话已经成为过眼云烟时，在硅谷开创半导体公司的热浪仍然随着惯性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英特尔那样的神话并没有重现，以后也很难有新的半导体公司能做到英特尔的规模。虽然有些投资者为自己错过英特尔的机会而惋惜，但是，人们很快在硅谷找到了新的金矿--软件业。

在信息时代，微软向全世界证明了计算机软件可以独立于计算机硬件系统成为一个赚钱的行业。同时（在企业级市场上）证明这一点的，就是甲骨文公司。在甲骨文和微软以前，计算机软件必须随着计算机硬件一起出售，无论是大型机公司IBM，还是小型机公司DEC和惠普都是如此。而IBM公司的商业模式以前是，今天仍然是硬件、软件加服务的捆绑销售。过去要想用IBM的系统，必须买IBM的硬件，外加每年百分之十左右的高额服务费，它的软件不单卖。甲骨文公司尝试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并很快获得成功。这种商业模式今天说起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就是一次性卖软件的使用权，而这在当时是对IBM商业模式颠覆性的革命。这样用户不再需要每年向IBM等公司缴纳高额的服务费了。甲骨文公司看中了当

时市场最大的数据库软件，开发出和IBM相抗衡的SQL数据库系统，很快靠“卖软件”的方式占领了市场，并且仅仅依靠数据库系统一种应用软件就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软件公司。后来就连IBM也学着甲骨文卖软件了。甲骨文成功后，硅谷很多人纷纷效仿办起了各种各样的软件公司，包括很成功的做Photoshop的Adobe和财务软件TurboTax的Intuit（Google的邻居）。虽然很多基于PC的应用软件的公司都不断的被微软挤垮，但是总是不断有新的出来并且成长壮大。而企业级的软件公司由于和微软的冲突较少，更容易生存下来。

当计算机软件创业的浪潮尚未完全平息时，互联网又在硅谷兴起了。我们已经介绍了和互联网有关的思科公司，今后还会介绍Google和Ebay，这里就不再赘述互联网的发展了。

值得一提的是，以Google和Yahoo代表的互联网公司，颠覆了以微软代表的软件公司向每一个终端用户（EndUser）收钱的商业模式。而通过在线广告的收入保证终端用户可以免费享受以前的付费服务。除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Google、Ebay和Yahoo三家互联网公司在硅谷外，世界上三家最大的Web2.0公司中的两家，YouTube和Facebook也在这里。

在硅谷的人，不论是投资者还是创业者，已经习惯了这种快速的产业变迁，人们不断在寻找着下一个思科、下一个Google。其实，硅谷的创新并不局限于IT领域。生物科技无疑是硅谷另一个亮点。今天的硅谷，也是世界上新兴生物公司最集中的地方。硅谷拥有美国前十名的医学院中的两所--旧金山加大医学院和斯坦福医学院，以及世界上最好的化学系伯克利加大化学系。再加上充足的风投资金，便为创办生物和医药公司创造了条件。当然，硅谷人的创业热情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否则哈佛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周围应该有很多的生物公司才对。

创办一家生物公司要比一般的IT公司更难，这主要是因为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限制，使得一项生物科技的发明很难在短时间即几年内变成产品和利润。所以，创办生物公司投入大、周期长。但是，在冒险家乐园的硅谷，仍然有很多人坚韧不拔地在生物科技领域艰苦地创业，它们中间不乏成功者。最典型的就是基因科技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一九七五年，早期，它依托于旧金山加大医学院，专门研究和生产抗癌药品比如Avastin和Rituxan。今天基因科技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药品公司，有一万多名员工，包括无数杰出的科学家，市值达八百亿美元。并且，在Google以前，它是全美最好的雇主。基因科技的成功经验很值得大书特书。但是，由于它不属于我们整个系列讨论的范围，我没有把它单独成章。但是，透过基因科技，我们可以看到硅谷的灵魂所在，因此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家大家也许并不熟悉的公司。

在介绍基因科技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美国医药市场的简单情况，这样才能理解基因科技公司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在美国，除了像西洋参和卵磷脂那样的***外，药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处方药比如抗生素，另一类是非处方药比如治感冒的泰诺。前者利润当然远远高于后者，而其中又以有专利的新药最挣钱。比如基因科研一共只有十种药品在市场上销售，每种药销售额最低的每年也有几亿美元，最高的Avastin年销售额近三十亿美元。

美国专利法保证二十年内新药的知识产权。也就是说在这二十年里，一种有效的新药可以非常挣钱，而过了专利期，其它厂家可以仿制时，它的利润就一落千丈了。而新药的研制投入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其生产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甚至盗版的成本都很低）。在这一点上制药业非常像软件工业。（实际上，世界上药品的盗版甚至比软件盗版来的严重。）虽然药品市场没有反摩尔定理限制它的利润逼着医药公司发明新药，但是专利法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它既保护发明，又防止个人和公司长期垄断发明。

如果一个公司旧的支柱药品专利到期了，而新的专利药品还没有跟上来，这个公司的业绩就会一落千丈。两年前默尔克（Merck）公司便是如此。因此，制药公司的竞争关键是创新的和科研效率的竞争。照理讲，药品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行业，应该有很多新的公司冒出来才对。但是，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人为造成了这个行业极高的门槛。根据FDA的规定，所有处方药和用于临床的医疗仪器甚至是治疗方法的临床试验，都必须得到FDA的许可，更不用说在市场上销售了。而这些许可证是极难拿到的，要进行无数对比试验并且要尽可能了解和降低所有可能的副作用。

FDA的初衷很好，因为人命关天不能不仔细，但是这也使得小公司几乎无法进入处方新药的市场。其直接结果就是保护了原有的大公司利益和垄断性利润。传统大的制药公司诸如辉瑞（Pfizer）和默尔克（Merck）的研究部门很像三十年前的贝尔实验室，一个科学家进去一干就是一辈子。而这些公司的高额垄断利润也养得起这些科学家。当然，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在里面也屡见不鲜。

相对于有一百五十年历史的辉瑞制药（它的伟哥闻名于世）和一百多年历史的默尔克相比，有三十年历史的基因科技只能算小孙子。虽然它今天的销售额只有辉瑞的四分之一，但是却以每年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发展，而辉瑞制药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营业额时高时低，因此基因科技超过辉瑞只是时间问题。

基因科技在早期阶段，无论从财力、人力以及和FDA的关系都无法和辉瑞等公司相比。它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创新和执着。和生产上百种药品和***的辉瑞公司不同，基因科技公司只能集中于少数抗癌特效药，并保证每一种年销售额均在亿元以上。为了防止专利到期而带来的利润锐减，基因科技将销售额的百分之二十，去年是二十三亿美元投入到新药的研制上。

创新必须依靠技术实力。和Google一样，基因科技也是世界上单位办公面积博士密度最高的公司。就连它的七名董事中都有五名博士，九名执行官中也有六名博士。基因科技里的科学家在同行中是佼佼者，在公司内部地位也很高。基因科技是我读过的上百个大公司年度报告中唯一介绍其所有资深科学家（StaffScientists）的公司。当然，技术只是保证公司成功的诸多必要条件之一，但远不充分。要保证创新，公司的体制非常重要。

这就如同一个国家，它的体制决定了它的发展。在传统的制药公司辉瑞制药，它是一个从日用品（这个部门最近卖给了强生公司）到最赚钱的药什么都做得巨无霸医药公司，它在全美国最赚钱的十个药中占有四席，它每年用于新药的研发经费也高达八十亿美元，足足是基因科技的四倍，但是它的研发效率却是主要医药公司中最低的，它那些挣钱的药主要是靠购买专利获得的，而不是自己开发的。（因为FDA设置的门槛，一个大学的研究室和小公司很难拿到FDA的许可证，所以采用将专利卖给大制药公司的做法。）这倒不是辉瑞科学家的水平不如基因科技，也不是他们不够努力。只有公司体制好，像辉瑞这么有钱的公司不愁找不到最好的科学家，只有有一个良好的知识转化成技术再成产品的有效途径以及公平的分配制度，不愁这些科学家开发不出好药。

遗憾的是辉瑞旧式的体制恰恰做不到这一点，而基因科技完全按照IT公司的模式经营，却做到了这一点。创新是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保障，这任何国家任何领导人都懂得的道理。很多国家都投了大量的资金建造自己类似硅谷的科技园，以鼓励创新，但鲜有成功的。主要是因为其它地方很难再复制硅谷的天时（二战后IT工业的发展）、地利（背靠斯坦福和伯克利）和人和。而这其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它就是在硅谷发展起来的新型的生产关系。这是硅谷在全世界最特殊的地方，并充分保障了创新。在生产关系中，在以科技为主的行业，生产资料的作用微乎其微，像微软和Google这样的公司，除去现金后，资产占不到市值的十分之一。那么人的作用就是关键，具体讲就是利润的分配方式和人与人的关系。科技公司的期权制保证了各级雇员除了工资以外，可以从公司的利润中分到一杯羹。因此，他们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息息相关。硅谷科技公司（包括基因科技等生物公司）在上市前，一般员工的股权可以占到公司的百分之十到十五。也就是说像Google、英特尔和思科这样规模的公司，每家都有几十亿美元的财富掌握在员工手中。员工从股票上的收益可以大于自己的工资，这就是大家拼命干活的动力。在人与人、雇员与雇主的关系上，硅谷的环境是对发挥员工创造性最有利的。

公司内上下级之间虽然有等级的差异但是彼此是互相尊重的。（有些时候，一个优秀员工的级别和收入可能比他的直接上级还要高。）这样大家在一起共事就会觉得相对“舒服”一些，每个人都容易安心做好份内的事，而不是必须勾心斗角往上爬。硅谷的基因科技和Google在最近的好几年中，被评为全美国最适合工作的公司。硅谷公司对员工的约束也很宽松，一般不会阻止员工跳槽，更不会因此打官司。甚至当员工利用职务之便搞发明创造（只要不是偷技术）然后出去创业，硅谷公司（包括各研究所）也不会像美国其它地方公司追究得那么厉害的，而一般采用入股的方式做到双赢。思科创始人和斯坦福之间就是这样解决了知识产权问题。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硅谷的主流生产关系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也正是保障了硅谷的创造力长盛不衰的原因。